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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样是一脉相承的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9-05-14 18:12  【打印此页】  【关闭
 

见识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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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成人世界的战争、暴力、混乱,正源源不断地入侵到儿童世界,儿童被迫提早成年,童年正在消逝。
由于信息过剩使我们不得不处在信息垃圾的包围之中,而这些信息垃圾又时时处处在向我们提供娱乐,或用娱乐来引诱我们,波兹曼认为,这样的娱乐会毒化(矮化、粗俗化……)我们的文化。波兹曼用了一段别出心裁的比喻来形容“技术垄断文化”的表现:
比如说,普通公众,也就是老百姓,是不是确实有娱乐的需求呢?传统的精英文化当然有其重要价值,但那也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而且从来也没有成为唯一的社会文化。即使是在波兹曼所大加赞扬的与印刷术相关联系的那种文化形态,其实也还是更为精英化的文化,普通老百姓未必人人都是那些著作的读者和相应文化的拥有者。就此来说,这倒颇有些像历史学的发展,因为在历史研究中,确实有着从一味地注重政治的、官方的、精英的历史转向关注平民的历史的转变过程。
电视非常适于娱乐公众,适于帮助公众消磨时间,按照波兹曼的看法,这种东西大行其道,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这个可怕的后果就是赫胥黎在他的幻想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预言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所以波兹曼对电视深恶痛绝,他认为自从有了电视,文化的灾难就开始了——电视无处不在,而且它不要思想,只要娱乐。
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其实老百姓是需要娱乐的,包括现在来自新闻信息的那些原来在历史上不曾有过却因技术发展而新出现的娱乐,这本无可厚非,更是应该满足的(你不是也经常倡导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吗?)。娱乐本无罪。问题只是在于,当本应与之并存的另外的文化形态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这又与《技术垄断》一书的一些主题相关)而被压抑,使得社会在信息传播方面变得更加一味的娱乐化,并使这种模式成为对公众思想的一种控制,以及对反思性的文化的破坏,这才会导致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
刘兵:确实,“娱乐至死”这个说法,如果没有明确地与波兹曼的书相联系的话,是很容易为人们所望文生义地误解的,而且这样的误解在当下又是经常地发生的,并不仅仅限于波兹曼这本书。
也正因为如此,当读到波兹曼的这几本书时,我才会惊叹,原来标准的传播学研究者,其实也有人在关心传播之外的更为本质的问题。当然,在这样的关心中,他的更多的具体而又深刻的观点,也就更能打动我们了。

这真是有点“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味道了——无论是从传播学,还是从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科学史,思考到深处,都会殊途同归,最终都会到达“科学技术是否发展得太快了”这个问题面前。因为这个问题涉及某种终极的价值判断。

尼尔·波兹曼被誉为“一位博学的批评者,一位严谨的反对者,一位跟奔涌的发展势头唱反调的人。”他1982年出版《童年的消逝》,1985年出版《娱乐至死》,1993年出版《技术垄断》,构成著名的“媒介批评三部曲”,层层深入地探讨了科技vs人性、技术vs人文的重大课题,已经并将继续在中国学界产生持久的影响。"媒介批评三部曲"出版后,国内各领域学者专家,包括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清华大学刘兵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田松教授与蒋原伦教授等,均给予高度评价。下文为江晓原教授和刘兵教授围绕尼尔·波兹曼“媒介批评三部曲”进行的深入对谈。
此外还要提到的,是波兹曼的诸多观点和分析,与他在《技术垄断》一书中明确地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分析,也同样是一脉相承的,在那一章中各种说法也同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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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样是一脉相承的

新闻界有谚语曰: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航班失事、火车脱轨,死了几十、几百人,就成为新闻;而无数航班火车安然抵达目的地,为什么就不被报导,不是新闻呢?其实说白了,这是因为我们想从听闻别人的非正常死亡中获得娱乐。
你说你阅读波兹曼首先为他对电视问题的讨论所打动,对此我也颇有同感。当时阅读过《娱乐至死》这本书后,我也是很有冲动,甚至很快就根据当时阅读的感受,基于波兹曼的观点,有所发挥地写了一篇讨论我国电视科普有关争议问题的文章,发在我们编的《我们的科学文化》上。不过,与你可能略有不同的是,比起具体到关于电视问题的讨论,让我触动更加深刻的,是他作为一位传播学研究者的立场和研究方法。

江晓原:波兹曼思想的超前给我印象极为深刻。他出版《娱乐至死》是1985年,那时还没有互联网的大行其道,他还只是视电视为洪水猛兽,但他根据电视推出的有关结论,在互联网时代却显得更为正确。
电视其实只是现代化的一个象征物而已,波兹曼担心的是,由美国电视业所象征的现代文化的娱乐化、平庸化,正在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美丽新世界》中“如今人人都快乐”的“反乌托邦”。这才是《娱乐至死》这个书名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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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这样在阅读感受上的差异,也许与平常的经历和背景有关。你知道,我和我们的朋友刘华杰,都在河北大学的新闻传播系兼职带研究生,而且,由于近期我们都在关注科学传播的研究,因而也与不少在国内从事传播学的研究者们打些交道。但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对于许多国内传播学研究者的研究风格有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更为关注对具体的传播过程的技术性研究,如一种观点是通过什么过程传播的,以及传播的效果如何,但对于这个观点本身,如它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要传播它,传播它又有什么正面和负面的效果和意义等,就远不是那么有兴趣关注了。这样的研究风格,在涉及对于科学传播研究的评价时,就很明显地反映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且你也很可以理解,当我们这些具有科学哲学、科学史背景的人转而介入科学传播研究时,会对于“为什么要传播”“传播什么”的问题更加关注,而且胜过对于传播手段的关注。
在信息技术甚嚣尘上、数字媒体万众欢腾的时代,倾听智者的声音,反思技术的利弊。
江晓原(左)和刘兵(右),图片来源于刘兵教授博客
按照波兹曼的论证,事情早在电报发明的那一天就开始出现了本质变化——从此我们就进入了信息过剩的岁月,进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围的岁月,而电视和互联网只是使得这一状况变本加厉而已。

也同样是一脉相承的

不过,这里也许我可以尝试适度地唱一点反调。我觉得,波兹曼在利用《美丽新世界》的模式和《1984》的模式作为隐喻,并认为当下正在出现的恰恰是《美丽新世界》的模式,以此来谈信息、娱乐和新闻的功能时,似乎有这样一层意思,即官方的统治者(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这种东西来实现某种权力的控制,这也正是在《美丽新世界》中作者的想法。在这种意义上,我可以同意这样的分析是深刻有力的。但在另一方面,像波兹曼以及你对他的分析和赞同,是不是又有一些过于强调精英文化的味道呢?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Neil Postman的译音,国内至少有“波兹曼”和“波斯曼”两种,本文统一使用“波兹曼”)1982年出版《童年的消逝》,1985年出版《娱乐至死》,1993年出版《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构成他著名的“媒介批评三部曲”。我最初接触的是《娱乐至死》,立刻被书中所表达的思想所深深打动。最先打动我的是他关于电视的深刻论述,因为在电视这个问题上我对书中的论述别有会心。
 
 

 
也许有人会说,新闻至少还可以起到舆论监督作用吧?比如说揭露贪官污吏?不错,新闻确实有舆论监督的作用,但这背后仍然有“娱乐”的影子:贪官东窗事发就可以上报,大贪官获罪可以上头条,可是还有千千万万正常的官员为什么不构成新闻呢?其实说白了,这是因为我们想从听闻别人的非正常生活中获得娱乐。
 

也同样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
刘兵:你说得不错,像波兹曼这种对待新闻的态度和观点,确实与人们平常默认的理解有所不同,而且自成道理。这也正像我在前面刚刚说过的,作为传播研究者,波兹曼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对于“传播什么”,以及“为什么要传播某些东西”的关注和质疑,他显然并不是像许多传播研究者那样对所要传播的内容毫不关心而只关注传播的手段和途径。
*《娱乐至死》: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何道宽、章艳、吴燕莛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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